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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以史为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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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忠海,本刊专栏作家、文史学者,长期从事金融工作,近年来专注经济史、金融史研究,出版《曹操》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,《套牢中国:大清国亡于经济战》《解套中国:民国金融战》等历史随笔集6部,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。

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,他在位23年,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,并为随后“开元盛世”的出现打下了坚实根基。在李世民的治国智慧中有一条十分突出,那就是他对历史的重视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。

重史修史

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(公元6 2 1 年) , 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平定王世充、窦建德有功,李渊为奖赏战功,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, 准许其开设天策府, 置官署。李世民于是开设了文学馆, 网罗一批当时的英才大儒,有杜如晦、房玄龄、孔颖达、虞世南、许敬宗等,一律配享五品俸禄,食有鱼、出有车。李世民与这些学士们经常讨论经史子集, 其中与虞世南讨论历史问题最多。《旧唐书· 虞世南传》记载:“太宗重其博识,每机务之隙,引之谈论,共观经史。”李世民曾对侍臣说: “ 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, 有一言之失,未尝不怅恨。”后来,虞世南将与李世民所讨论的历史问题整理成书,即五卷本的《帝王略论》。该书以“公子曰”“先生曰”的问答形式表述了二人讨论历代帝王事迹及其得失情况, 上迄传说中的炎黄时期,下至隋朝灭亡,评论对象自夏禹至隋文帝,有叙有论,堪称一部“帝王通史”,显示出李世民对历史问题的重视和自身历史知识的广博。

李世民认为通过读史可以了解古代历史的面貌, 从而在历史经验或教训中得到启示和警示。《旧唐书· 邓世隆传》记载, 李世民早年“ 以武功定海内, 栉风沐雨, 不暇于诗书” , 后来事业稳定下来, 于是“ 进引忠良, 锐精思政” , 平常“ 于听览之暇, 留情文史” 。李世民当皇帝后每天日理万机, 但他总是“ 遂因暇日, 详观典府, 考龟文于羲载, 辨鸟册于轩年” 。李世民强调, 通过阅读史籍不仅可以“ 神交千祀之外”“临睨九皇之表”,还可以“ 发挥文字之本, 导达书契之源”,甚至感叹:“大矣哉,盖史籍之为用也。”李世民的史学观继承了《易经》提出的“彰往而察来” 、《战国策》提出的“ 前事不忘, 后事之师” , 他认为应该大量地阅读史书, 同时还应该如实地书写历史,还历史以本源。

唐代之前,历代已普遍设立史官,唐因隋制,设有史馆,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,主要职责是按成例撰修前朝史。唐太宗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,李世民下诏将史馆改隶于门下省,办公地点移于禁中。在唐朝,门下省秉军国要政,掌制令决策,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,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;禁中为皇帝所居之地,不仅在宫内,且是宫中的“禁地”。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载,当时的史馆编制颇大:设监修国史1人,一般由宰相兼任;史馆修撰4人,由朝官兼任;直馆若干人;楷书手25人;典书4人;亭长2人;掌固6人;装满直1人;熟纸匠6人。史官的选拔很严格,不仅要求“言论慷慨,冠乎终古”, 而且要“文藻宏丽,独步当时”, 同时具备史学家与文学家的素养。史馆人员待遇优厚,刘知几在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中记述:“暨皇家之建国也,乃别置史馆,通籍禁门,西京则与鸞渚为邻,东都则与凤池相接。”那时在史馆工作“馆宇华丽,酒馔丰厚,得厕其流者, 实一时之美事”。

史馆组建后,工作重点之一是修撰前代史。史馆成立的当年, 李世民便命姚思廉主修《梁书》《陈书》,之后命李百药主修《北齐书》,命令狐德棻、岑文本主修《周书》,又命魏征、颜师古、孔颖达主修《隋书》,上述修史工作由魏征任总监。贞观十八年, 李世民对已有各种版本的《晋书》感到不满意,又令房玄龄等人重修《晋书》。于是,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投入到修撰各代史书的浩大工程中。期间,李世民不仅经常过问进展情况,解决修史中遇到的困难,还亲自参与了具体工作,亲笔撰写了《晋书》中的《宣帝纪》《武帝纪》《陆机传》《王羲之传》中的史论部分。上述史著陆续修成,李世民下诏褒奖,对修史有功的大臣分别给予晋级、班赐的奖赏。李世民还诏令,将各史著副本分赐皇太子及诸王, 命他们认真学习,从史书中学习政治经验。《晋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成为日后“ 二十四史” 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此外,李延寿所著《南史》《北史》也完成于这一时期,虽名为私撰,但也是在史馆支持下完成的。“二十四史”中有多达三分之一的部分成书于贞观年代, 成为史学佳话。

一些参与修史的大臣,还以修史中的收获和心得著述了一批史学著作,如魏征的《诸王善恶录》、虞世南的《帝王略论》、高士廉等人的《氏族志》、李泰等人的《括地志》等, 著名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也产生于这一时期。贞观作为年代标记,长度只不过短短的23年,但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贡献却十分巨大,后世称为“贞观史学”。“贞观史学” 之所以如此蔚为壮观,与李世民对历史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密不可分。

汲取教训

李世民重视读史、修史,目的不只是为了创造一门学科的繁荣, 而是要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。李世民在给大臣们的诏书中说“朕睹前代史书,彰善瘅恶,足为将来之戒”。他对秦始皇、隋炀帝等人的历史观持批评态度,认为:“秦始皇奢淫无度,志存隐恶,焚书坑儒,用缄谈者之口;隋炀帝虽好文儒,尤疾学者,前世史籍,竟无所成,数代之事,殆将泯绝。”而他自己的历史观是:“朕意则不然,将欲览前王之得失,为在身之龟镜。”

李世民曾与侍臣们讨论过周朝国祚为何很长而秦朝为何很短, “周武平纣之乱,以有天下,秦皇因周之衰,遂吞六国,其得天下不殊,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”,他认为“周既克殷,务弘仁义;秦既得志,专行诈力。非但取之有异, 抑亦守之不同。祚之修短,意在兹乎”。李世民因此得出结论: “周则惟善是务,积功累德,所以能保八百之基。秦乃恣其奢淫,好行刑罚,不过二世而灭。”而他每想到周朝、秦朝的这些往事“常恐不逮”,认为秦始皇平六国、富有四海,然而既骄且逸、一朝而败, “言念于此,不觉惕焉震惧”。

李世民对晋朝的历史更为偏爱,不仅因为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起兵于晋阳,更因为晋朝也是在结束了一段分裂割据历史后建立的统一王朝,情况与唐朝较为相似。李世民亲自为《晋书》撰写部分史论,集中表达了他对晋朝历史的看法。在《晋书·宣帝纪》的史论中,他一反时人对司马懿的微词,给予司马懿高度评价,认为司马懿对国家统一有重要贡献。在《晋书·武帝纪》的史论中,李世民一方面肯定了晋武帝司马炎执政初期“敷化导民,以佚代劳,以治易乱。绝缣纶之贡,去雕琢之饰,制奢俗以变俭约”的正确做法,另一方面对司马炎后期的“骄泰之心”进行了批评,对“八王之乱”的成因进行了剖析,总结出“不知处广以思狭,则广可长广;居治而忘危,则治无常治”的历史教训。

李世民对隋朝灭亡的过程更有着亲身体会,他认为隋朝虽灭亡于隋炀帝,但隋文帝也负有很大责任。他对隋文帝的评价是“性至察而心不明”,认为隋文帝“虽则劳神苦形,未能尽合于理”。对于隋炀帝后期的暴政暴行,李世民也给予了大力批判,认为“隋炀帝暴虐,臣下钳口,卒令不闻其过,遂至灭亡”。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他心中产生了深深震撼,他感叹说: “天子者,有道则人推而为主,无道则人弃而不用,诚可谓也。”这句话与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同意,感情色彩更为深沉和强烈,清代学者赵翼评论说“惟见之深,故惧之切”。

开创盛世

晋朝建立后,不仅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,而且在晋武帝的领导下,各项事业一度蒸蒸日上,天下康宁,家给人足,牛马遍野,呈现出升平景象,史称“太康之治”; 隋朝建立后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一度全面发展,开运河、修驰道、筑长城,万国来朝,史称“开皇之治”。但是,从灭孙吴、统一全国到被迫南迁,西晋的统一局面只存在3 7 年; 隋朝从建国到灭亡, 只存在了3 8 年。唐朝是像它们一样成为划过历史天幕中的一颗流星,还是能长久地、耀眼地绽放,成为一片璀璨星河? 李世民心中思考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问题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, 李世民曾对魏征说“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,有一代两代者, 亦有身得身失者,朕所以常怀忧惧”。类似的话李世民也与其他多位大臣说过,体现出他对实现唐朝基业长盛不衰的渴望。

按照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发展观,各朝代是在“一治一乱”中循环交替进行的,即“天之道,终而复始”,具体来说就是按照黑、白、赤三统依次循环往复。这种历史循环论是消极的,按照这样的理论,唐朝似乎只能重蹈之前晋、隋两朝的命运。李世民不相信这样的历史观, 他更相信韩非子所说的“圣人不期循古,不法常可”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, 魏征曾向李世民建议“若圣哲施化,上下同心,人应如响,不疾而速,期月而可,信不为难,三年成功,犹谓其晚”,李世民深表赞同,认为今必胜于古,只要努力一定能“超乎古人”。

色狠狠亚洲爱综合网站在汲取前代历史教训的基础上,李世民十分重视民生问题,提出“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,若损百姓以奉其身,犹割股以啖腹,腹饱而身毙”。他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措施,努力减轻百姓负担,还奖励垦殖,“使百姓尽力农桑”,一些农户没有耕牛、种子,朝廷发现后立即出台具体扶助措施,除提供有关生产资料外,还规定遇灾荒之年可按灾情轻重减免赋税课役,具体规定是,灾荒造成的损失达到40% 时“ 免租” , 达到6 0 % 时再“ 免调”,达到70%时“课役俱免”。李世民在位时期,赋税徭役较隋朝大为减轻,尤其力役征发方面较为节制,还注意不夺农时,如贞观五年皇太子将行冠礼,有关部门报告说“宜用二月为吉”,但他考虑到农历二月正是春耕农忙季节,“恐妨农事”,于是下令改在十月农闲时举行。

李世民认为“若安天下,必先正其身,未有身正而影曲,上治而下乱者”,他要求从自己以及身边的大臣们做起,君臣都要勤于政事、谨严自律、躬行节俭、杜绝骄纵,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,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。针对王公贵族生活奢侈的现象,李世民下诏:“自王公以下,第宅、车服、婚嫁、丧葬,准品秩不合服用者,宜一切禁断。”他本人生活节俭,曾遣散宫女3000多人,还下令免四方珍贡。贞观六年,李世民计划去泰山封禅,魏征反对这样做,认为其徒崇虚名而国家实受其害。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,放弃去泰山封禅的计划。

在选人用人上,李世民强调“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,用非其才,必难致治,今所欲用,必须以德行、学识为本”,但他同时更强调人才在精不在多,认为“若得其善者,虽少亦足矣”。按照“量才授职,务省官员”的原则,他曾一次性将朝廷直属各机构的官员由2000多人精简至700多人,机构和人员精简后,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办事的效率。

唐朝是在扫平隋末各割据势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由于长年战乱,开国之初经济一片凋敝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,当时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,京师长安以及河南、陇右等地“饥馑尤甚,一匹绢才得一斗米”,洛阳以东直至沿海“茫茫千里,人烟断绝,鸡犬不闻”。经过李世民的治理,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发展,人口数量增长,商业逐渐繁荣,物价下降, 社会稳定。唐朝国力也不断增加,漠南、漠北、西域、青海纳入统治之下,突厥汗国、吐谷浑汗国、高昌、焉耆、龟兹等西域诸国均表示臣服,共推李世民为“天可汗”,筑“朝天可汗道” 向唐朝进贡。

李世民在位23年,带领一个千疮百孔、内忧外患的国家创造出了“贞观之治”,并为随后的“开元盛世”打下了坚实根基。“贞观之治”是多种原因综合而形成的,但其中有一点十分重要,那就是李世民对历史经验的重视与借鉴,他强调“人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。以古为镜,可以见兴替。以人为镜, 可以知得失”,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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